这次陪同梁湘润老师参访江浙两地，时间长达八天。这一路上，梁师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重要收获之一，莫过于梁师提点我们，必须重视《五行精纪》这本典籍。
《五行精纪》，作者廖中，南宋人，公元1228年刊行时，岳飞的孙子岳珂，为其作序。可见其历史价值。
明清以后，命理界提起命理典籍，不外乎《三命通会》、《渊海子平》、《神峰通考》、《滴天髓》、《穷通宝鉴》等“老五篇”。这些，都是明代以后，直到清朝的典籍，也是所谓“子平法”的“立身之本”。
至于明代以前的典籍，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看到的典籍，只有晋代的《玉照定真经》和唐代的《李虚中命书》。
前五本“老五篇”，是标准的“子平法”，明清以后，直至今日，大陆、台湾命理界的理论、实战体系，基本以这“老五篇”为范本。
《玉照定真经》及《李虚中命书》的理论实战体系，与“老五篇”有着很大的不同，似乎很难融入“子平法”体系；而《三命通会》的体系，也很难以在前两本书中觅得踪迹。
于是《玉》、《李》两本典籍，多被现代人看作“子平法”形成之前的“古法”，而束之高阁。
事实是，在今天“子平法”大行其道的同时，“子平法”核心理论：用神、格局、强弱等等，在实战运用时的把握，让人感觉到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易学难精”，困惑了多少代命理学人。对此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任铁樵。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包括命理学的“子平法”，不可凭空产生，必定有其轨迹可寻。有多少命理学人，希望能够向前渊源，希望能够搞清楚：《三命通会》是怎样成书的，《三命通会》之前，究竟存在过什么样的典籍。
让命理学人痛苦的是：除了《玉》、《李》两本，及一些“残经”，居然找到不一本与《三命通会》有直接联系的典籍。
于是，命理学界形成共识----唐宋，与明清之间，出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断层”。
这个“断层”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这里不作展开。
《五行精纪》的回归、出版，让我们看到了解决命理学理论“断层”问题的希望。
我现在看到的《五行精纪》，是华龄出版社于2010年5月初版。2009年时，台湾武陵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的繁体竖排版。
《五行精纪》这部典籍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星命集成》（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册最后部分，但只有寥寥3页，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
据梁湘润老师介绍，沈孝瞻、任铁樵、徐乐吾等清代以后的命学前辈，很可能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完整版”。因为，这部重要典籍的“全本”已经流失到海外。
这里，要十分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学”研究专家刘国忠博士。刘先生于2009年出版了《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他介绍自己发现《五行精纪》“完整版”的过程：
“2003年8月至2004年8月，我很荣幸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赴韩国延世大学哲学研究所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工作。”“在韩国的一个中，由于专业关系，我很注意搜集韩国公私图书馆所保存的中韩两国古代数术文献，其中廖中的《五行精纪》一书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特别是当我意识到廖中的书，将是打开唐宋时期命理文献的一把钥匙时，产生了重新梳理中国命理学发展史的强烈念头。”
刘先生在这本书中说：《五行精纪》“是南宋朝代算命学的一部集大成作，它引用了当时流行的50多种算命文献，并且具有确切的撰写年代，内容相当重要。我们可以此书为基础，清理算命学说的‘源’（往前追溯）和‘流’（往后延伸），探讨八字算命理论的发展脉络，从而了解唐宋时期八字算命学说的重要成就。”
据刘国忠先生研究，《五行精纪》这本重要典籍，“在明代似乎还保存很完整，没有什么残缺”。
（我个人认为，《三命通会》的作者万民英，应该看到过这部书。问题是，可爱的万民英先生在《三命通会》中，很少列出他的书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出处。）
据刘国忠先生研究，但是在清代以后，《五行精纪》“都是一些抄本，而且卷数已有所缺失。”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五行精纪》也只是抄本，而且“从文献价值来看”，这两种抄本“并非原本”，而且“在抄写过程中”由于或有“恶意删减的原因”，也“存在大量的脱漏和讹误现象”，“未免令人遗憾。”
因此梁师认为，沈孝瞻等清代以后的命学前辈，即便看到过《五行精纪》，但可能仅仅是残缺的抄本，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很难据此而延续唐宋时期的命理学脉络。
在陪同梁湘润老师参访江浙一路上，梁师很多时候都在讲这件事。
在奉化溪口银凤度假村，梁师不顾旅途疲劳，作好笔记，连夜为我们作讲解。余文浩先生用录音笔录下了梁师的重要讲话。
梁师举例说，《三命通会》卷八的“六甲日甲时断”，基本抄录《五行精纪》卷十一的“释日时凶中凶格”。
如《三命通会》“六庚日己卯时断”中，“庚戌日”的原文是：“少孤母贱中年贵”；与《五行精纪》庚戌日己卯时的断语：“少孤母贱中年贵”，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据此可以判断，万民英先生的《三命通会》这段，应是抄录《五行精纪》，却未能有注明，使后来的研究者不知所以然----“日时断法”究竟来自何处----而“日时断”，又显然不是“子平法”之主流，故“日时断法”始终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而在《五行精纪》中，廖中先生在卷十一“日时断法”的最后，标明此断法出自《宰公要诀》。
而且，《五行精纪》每引用一段资料，都注明引用资料出处，据统计，该书共引用了52本命理著作，均有书名，只是其中绝大部分古籍已经难觅踪影。
这52种古籍中，与“三命”有关的，有《三命指掌》、《三命提要》、《三命铃》、《三命纂局》、《三命指迷赋》等，可以相信万民英先生的《三命通会》书名，应该会受到这些典籍的影响。
《宰公要诀》一书，其实《三命通会》也有提及，但不是在卷八的“日时断”一节中，而是在卷七的“论性情相貌”一节中提到：“宰公要诀云：智高量远，盖因水处深源；笃信守仁，只为土成山岳。。。。。。”
让人感到，有点晕。
梁师在回到台湾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再度提及此事，摘录如下：
“《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作者劉國忠先生，是在朝鮮研究先秦以前中韓易學文化，在圖書館中發現《五行精紀》資料可貴，得之於“機會”；
“此書（应指刘国忠先生的著作）有三項未予說明”：
一、《三命通会》并非直接抄《五行精纪》，而是收编《子平总论》；
二、未注明《消息赋李虚中命书》，俱是第三手改版、拼凑，不是原文；
三、徐子平删去了“日主旺相休囚”至“十二生旺库”演变之过程。
“我会尽力予以补注，比较接近本来面目，以待后贤”；
“七月份将出版《子平总论秘抄》”；
。。。。。
这次陪同梁湘润老师江浙行，我总算明白了梁师一直强调的：“‘禄命法’不是只有‘子平法’，而‘子平法’只是‘禄命法’的一部分”，依据所在。
梁老师在说明《五行精纪》的历史价值后指出：我们不是要“复古”，但没有依据的“耍滑头”自创一套所谓理论，更不应该。搞命理学的人必须知道“来龙去脉”，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月13日，梁师在昆山为同学认真讲解《五行精纪》。
回上海后，我把上述心得，与《中国命理学史论》的作者，目前在美国的陆致极先生交流，致极先生即刻回函，摘录如下：
“梁老师注意到《五行精纪》是有道理的。
我写《史论》时，没有看到《五行精纪》全文。只是从《星命集成》中读到部分内容。我一年多前读到《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时，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历史意义。这次回上海，已经买了一本《五行精纪》，准备带回来研究。
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看，《李虚中命书》主要反映唐代论命的方法，宋末徐升的《渊海子平》反映的是宋代徐子平后的论命方法，前者我称为“古法”，后者我称为“今法”。而《五行精纪》正好反映的是它们之间的联系。
《命理文献》的作者（他是考古出身）（指刘国忠先生）并不真懂命理，他推重《精纪》，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宋代中后期的版本。这个版本在南朝鲜也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记录。当然，也很珍贵。
我想，梁先生看重它，正因为是过渡时期的痕迹，可以上接唐代，下面连接到《三命通会》，因为明代中叶的《三命通会》是“古”“今”兼收并蓄的。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我还没有时间好好读一下《五行精纪》，以上的想法并不成熟。”
以我个人管见，大陆的命学研究者中，目前有深圳的“三命学苑”论坛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五行精纪》这部典籍的历史价值；“煮茶论命”论坛的朋友们根据台湾武陵版的《五行精纪》，发动网友进行了整理，业已完成。
相信，随着广大命理学人对《五行精纪》的学习、认识、开掘，命理学的理论、实战研究，将会突破子平法“用神”“格局”“强弱”的桎梏，打开新的思路。
我们十分期待梁湘润老师《子平总论秘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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