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结婚有哭嫁、拜堂、揭红盖头、在床头向新人撒枣子莲子花生等习俗，在那个时候新娘的样子宾客都看不到的，新娘和新郎拜完堂后，新娘就直接送入洞房，之后由新郎揭开红盖头，以前结婚就真的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许多习俗也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上世纪四十年代——结婚送套《鲁迅全集》
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的陈奶奶，今年已87岁。当她回忆起自己1948年结婚的情景时，连声感叹：“那时候时局乱呐，当时城里年轻人很少去举行繁文缛节的中式传统婚礼。”
陈奶奶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的农民银行预结算处工作。当年和她在一个部门的一位同事娶了著名学者马寅初的女儿，那是1945年的事情。马家虽是上流名门，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婚礼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仪式而已，新娘当天甚至穿着一件平常的衣服。和婚礼的排场相比，那时候人们更讲究证婚人的社会地位，马家自然可以请来大人物，这个证婚人就是郭沫若。陈奶奶回忆，她的同事姓汤，他借用了重庆农民银行的大礼堂，双方父母都出席了婚礼，但马寅初先生并没有讲话，而是郭沫若说了很多。郭沫若身着淡色西装，在祝福了一对新人之后，即席赋诗一首。陈奶奶记得郭先生提到“门当户对、才子佳人”这样的话，才知道自己的这位同事原来也是一位名门之后。婚礼之后马家也没有摆酒，只是在礼堂的桌子上放了一些糖果、糕点、茶水之物，供来宾随意取用，颇有点现在自助茶会的味道。婚礼前后只持续了个把小时，大家就散开了，新郎也回到银行继续上班，全然没有婚假之说。
陈奶奶告诉记者，像汤先生这样的婚礼，即便在他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看来，也是太过简朴。所以后来陈奶奶的婚礼，就稍微隆重了一些。陈奶奶在自己32岁那一年，即1948年的10月10日，和上海交大毕业的小弟弟两对人一起在南昌结了婚。
结婚那天，陈奶奶和弟媳穿的都是专门定做的婚纱，两对新人都有伴郎伴娘和四个小花童。陈奶奶代表男方家庭，送给女方的是项链、手链、戒指、耳环四样金首饰、一枚钻石戒指和十块布料，陈奶奶的丈夫也照样送了一套给陈奶奶。陈奶奶夫妇送给小弟弟夫妇的是一台“飞歌”收音机。而两个弟弟送给陈奶奶的结婚礼物，则是用二两黄金买来的一套《鲁迅全集》。陈奶奶告诉记者，解放初期，因在市级机关工作，不便带这些首饰，就卖了。而那套《鲁迅全集》，陈奶奶珍藏至今。
上世纪五十年代——婚礼简单如白纸
今年91岁的张之宜老先生和比他小9岁的史瑾老太太已携手共同走过了50多年，如今老两口精神矍铄。这对借着新中国成立后喜悦成亲的“金婚”伉俪，对于当时的喜庆场面，都称没什么可说的，不是因为他们记忆不清，而是当时的婚礼实在是简单得就像一张白纸。
张老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史老都是溧阳人，读大学时曾与史老的兄长是无锡师范学院的同窗，当时史老还在溧阳县女子学校就读，尽管双方常有来往，也仅是小伙伴之间的玩耍。1936年张之宜先参加了工作，后来随新四军打仗，而史瑾到1941年抗日救国时才参加工作。解放后，组织上调动张之宜去苏南行政公署，史瑾调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凭着鸿雁传情，这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新婚当天是冬季，他们在无锡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向老战友借了一张木板床，新房里还放了一张桌子和张之宜一直带在身边的一只装满伟人著作的皮箱，这就是当时新人全部的“家当”。史老回忆道，那天婚宴只摆了一桌，大家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喝喜酒。虽然都是充满豪情的革命语言，但那份真情却让这对恩爱夫妻长留心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特殊岁月激情婚礼
“我们当时的婚礼真的不能和现在年轻人的婚礼相比，简单朴素，却让我们永远记忆犹新！”谈起当年的婚礼，现年63岁的高金贵先生和56岁的康林洁女士脸上洋溢着的笑意，把他们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特殊岁月……
1968年9月9日，高金贵和康林洁分别拿着各自单位出具的未婚证明，来到当时位于南京鼓楼的高楼门街道，办理了结婚登记和证明。当时的结婚证明就是两张分别贴有个人一寸小照片的手掌大小的普通硬纸，最具有时代烙印的是硬纸上端印制的非常清晰的毛主席头像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当天下午，两位年轻人在鼓楼照相馆，非常虔诚和神圣地手持《毛主席语录》，照了几张庄重大方的结婚照。“我们两人肩膀间至少还留有一个拳头的距离，不像现在年轻人的结婚照那么有情调，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啊！”高金贵笑说。
结婚那天，两人从单位工会借了二十几张凳子，自己炒了两大脸盆带壳花生和葵花子，又买了10斤糖果。晚上5时，婚宴正式开始。菜是单位食堂送来的“四菜一汤”，红烧肉、烧带鱼、鸡蛋炒韭菜、青菜面筋果和鸡蛋菠菜汤，酒是当时1.20元一瓶的甲种洋河。两人的婚礼共请了四桌亲朋好友，大家开开心心地吃了2个多小时。回忆着甜蜜的往事，高金贵和康林洁夫妇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结婚必备“三转一响”
陈先生和张女士是1982年结的婚。说起当时的婚礼，陈先生夫妇都忍俊不禁，连声说：“太傻了，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
结婚那年夫妻二人都在工厂工作，两个人的工资最高的也不过38元。虽然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不高，但结婚必备的“三转一响”，都是按“高标准严要求”采办的：缝纫机是“蝴蝶”牌的，自行车是“永久”，手表是“宝石花”(售价将近100元)，还有柜子、桌子、椅子加在一起要多少条“腿”……80年代初年轻人结婚攀比成风，谁家的东西少一点都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但钱就那么多，这个地方多花了，别的地方就要少用。结婚那天，新郎穿的是一件“保养”得不错的蓝色中山装，新娘只是做了一件红颜色的棉袄罩衫，夫妻二人去照相馆，花了几块钱拍了一张黑白的大头合影贴在结婚证上，再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顿饭，就算了结了人生的一桩大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白纱、西装成标配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富裕起来的人们为图个省心省力，开始把结婚办酒席的事情全权委托给饭店处理，于是，传统的婚礼习俗也慢慢变淡了。 “三转一响”也逐渐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高级家电所取代。90年代中后期，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等家电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更成为新人结婚物品清单上的必备品。那时自行车已经逐渐被摩托车所替代，小轿车也开始被一些富有家庭列入了婚礼物品清单。
当时最繁琐的程序就是接亲。新郎带着接亲的队伍赶到新娘家，要经过一番折腾，才能接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要用一些点心招待接亲的人，然后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把新娘送走。那时候渐渐没有了传统的拜天地和掀红盖头的程序。许多人都在饭店举办婚礼，摆酒席宴请朋友和长辈。酒菜的档次和花样和80年代相比，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如今，婚礼越来越讲究情调，讲究个性，讲究排场，讲究浪漫。豪华车队，星级酒家，可以让新人觉得幸福，让亲戚觉得够面子。婚俗的“脸”悄悄在改变，步入婚龄的青年人，更倾向于委托婚庆公司精心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婚礼。
从黑白照片到浪漫婚纱，那时候的年轻人。做套中山装拍结婚照就很是希罕。而到了九十年代，一裙白纱礼服衬上一套“派头”的西装成为照相馆炙手可热的“招牌”。当时婚纱影楼还不多，几乎每一对新人都是穿着均码的礼服拍照，姿势也是一成不变的男左女右。
进入90年代中后期，大大小小的婚纱影楼开始在热闹的大街亮相，影楼的档次越来越高，可选的礼服款式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婚纱照的版式也不落俗了，屏风式、卷帘式等层出不穷。
本世纪——个性婚礼很精彩
年轻人更加崇尚个性，婚礼也越来越多元化：户外婚礼、仿古婚礼、西式婚礼、集体婚礼，还有更加新奇的海底婚礼、空中婚礼，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婚宴档次日渐攀高，几百元一桌的略显小气，千元左右那是基本，定个数千元一桌的酒席也大有人在。豪华婚车队已不稀奇，租辆公交车，装饰得花花绿绿，更能吸引路人注意。个性化的婚纱摄影取代程序化的包装。新人不再只是坐在影楼里摆POSE，而是上山下海到处取景。
回溯上个世纪至今的婚礼习俗演变，不难发现，结婚作为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越来越讲究自我，这是社会文化的宽容表现，也是时代发展的烙印。
文馨回忆去年10月份的婚礼，她的眼里闪烁着幸福，一切都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因为他们的婚礼很特别，也很精彩，婚礼所有的费用都用他们的奖学金支付，而且婚礼的证婚人由她的研究生导师担当。
2000年，她从东南大学电子系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念微电子硕士研究生。去年5月份，她认识了震贤，两人一见钟情，闲聊之余发现，两人都是南京人，1996年他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毕业，然后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现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5个月后，他们决定结婚，婚礼的地点就定在香港。婚礼当天，他们在布吉岛海边酒店由牧师主持宣誓仪式，证婚人就是她的两位导师。3天后，他们就各自准备论文答辩了。她粗粗统计了一下，婚礼一共花了6万多港币，这些费用都是她前两年的奖学金。
婚礼成当代“最大奢侈品”
就形式上来说，中国婚俗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继又由简到繁的过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婚礼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礼仪，其形式也随其地位的提升而愈加复杂。而现今高昂的结婚成本不仅困扰着中国的年轻一代，很多国家的年轻人都在面临着结婚的尴尬……
“婚不起”的尴尬不止于国内
结婚并不是难事，相爱的情侣只需要前往当地民政部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但许多年轻人发现，真正能顺利按照自己的人生时间表结婚的近年却越来越少。英国《每日邮报》2月25日称，按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技能水平划分的8个阶层中，低薪的工人阶层近些年来登记结婚的比例持续大幅下降，已经从2001年的52%降为44.5%，而中产阶级以上的高收入人群结婚比例则大幅上升，其结婚比例2012年为66.3%。根据调查结果，40%的受访者承认“结婚花费实在太高”，因此没法结婚。还有25%的人坦言，自己已经失去了结婚的信心。
“婚礼已成为最大的奢侈品。”德国《柏林日报》和西班牙“金融”网站近日不约而同用这样的标题来评论日益高涨的结婚费用。“金融”网站援引西班牙IE商学院与谷歌联合发布的《结婚白皮书》称，西班牙举办一次婚礼的平均花费为2.32万欧元，去年该国婚礼产业的产值达到了36.157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4%。
《环球时报》驻西班牙记者的朋友卡洛琳娜是去年夏天办的喜事。她和丈夫每月收入都有1000多欧元，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西班牙算不错的。她告诉记者，西班牙人注重家庭也喜欢热闹，所以办婚礼的架势都比较大，会邀请很多的宾客。为了节省，她没有选择在酒店办婚礼，只是在马德里郊外租了个小农庄，就连婚礼用的糖果点心也都是自己买的，能便宜许多。尽管如此，卡洛琳娜婚礼的全部花费也在4.5万欧元左右，其中的大头是婚宴，婚纱也要3000多欧元。为了这场婚礼，她和丈夫存了1年的钱，最后还是没有存够。婚纱和蜜月旅行是双方家长赞助的。
发出类似感慨的不仅是欧洲人，在传统上重视婚姻的东亚，越来越多大龄青年更显得无奈。韩国《中央日报》援引一项最新调查结果称，目前韩国年轻人结婚所需费用至少要2亿韩元，包含买房或租房、举办婚礼、准备彩礼和嫁妆以及新婚旅行等开销。结婚费用如此之高，平均每3个被调查对象中就有一人回答靠贷款才能支付，其次是用存款(33%)和“靠父母支持(22%)”等。97%的被调查对象表示，“结婚过程中会有一种金钱上的被剥夺感”。
日本富士电视台1日称，在东亚，40多岁还未婚的人群不断扩大。由于人们对于婚姻的物质要求不断提升，高昂的结婚费用使很多年轻人“结不起婚”。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当中，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心理也很强，这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人们感受差不多，都是对婚姻的期待高于现实。
俄担忧结婚成本高涨将导致人口危机
“结婚成本高涨的最大后果，就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敢结婚，他们往往推迟结婚，甚至放弃结婚。”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德国洪堡大学社会学家茨姆曼尔说，联邦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德国年轻人选择同居不婚的只有5%，而现在已达到19%，更有28%的人干脆选择“独身”。茨姆曼尔称，这种年轻人越来越结不起婚的趋势继续蔓延，不仅会让年轻人感觉不公平，还将使社会各阶层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危害社会的凝聚力。
结婚费用高在韩国也造成“三不(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人群”大幅增加。首尔市不久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市35岁至49岁男性中的未婚者在过去20年里增加了9倍，相当于每5名该年龄段男性中就有1人未婚，同年龄段女性未婚者人数也增加了5.4倍。首尔市调查企划负责人朴英燮称，“低收入、低学历阶层的未婚者大量增加，他们老后很可能穷困潦倒。”
在俄罗斯，结婚成本高涨的最大后果被认为将可能导致人口危机。俄《商业咨询日报》称，由于房价和结婚费用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拒绝登记，从而影响了多数低收入者建立稳定的家庭，这无疑对国内人口出生率及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该报援引莫斯科市家庭与青年政策局的统计称，57%的莫斯科家庭没有孩子，年轻人通常首先考虑自己的前途和生活，最后才考虑成家和生子。这对俄越来越低的人口出生率显然是致命的打击。
多国颁布奢华婚礼禁令
对于“有钱人终成眷属”的调查结果，英国智库“西维塔斯”负责人接受天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些数据表明，英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经济条件的制约导致低收入人口不能或不愿结婚。卡斯商学院教授赖斯?梅休则称，在当今这个时代，结婚的意义对穷人和有钱人来说已经完全不同，对许多穷人而言，是否领取结婚证并不重要，能“好聚好散的自由同居”更让人接受；而对于有钱人而言，婚姻稳定意味着自己的财产可安全、平稳地积累、传承，因此他们更愿意结婚。
在东方，结婚费用高涨的原因之一是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作祟。东亚各国传统中，结婚的一项重要开支是举办婚礼。近些年，豪华酒店、名牌婚纱、高档婚宴似乎成了公认的标准。一些商家利用人们的攀比心理，借机抬高婚庆服务价格。结婚费用高涨令韩国人又爱又恨。在娱乐文化发达的韩国，影视剧中梦幻般的婚礼场景，明星结婚时的盛大场面，成为不少年轻人心中的向往。但高昂的费用却令他们望而却步。韩国《中央日报》称，目前正在准备结婚的上班族中有88%的人都希望能缩减结婚花费，“礼单、礼物费用”是首先要缩减费用的项目(69%)，其次为“结婚用品(48%)”、“婚纱摄影等仪式费用(29%)”、“聘礼(25%)”。为扭转这股奢侈婚礼风，韩国组织了多场集体婚礼，LG集团年初宣布职员婚礼规模的具体规定，专务以上级别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选择特级酒店等豪华场所结婚。
俄新网报道了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长乌斯莫诺夫颁布的一项禁令禁止举办豪华婚礼。该市政府的禁令称，大操大办的婚礼进一步加剧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社会不公，将会导致大部分居民走向贫穷。此前，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也下令对举办过分奢华婚礼的人处以罚款，借此鼓励人们节俭。他要求严格规定参加婚礼的人数、用餐和车辆数量，并制定罚款数目。俄《观点报》称，在中亚不少国家，高额的结婚费用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生活陷入贫困。吉尔吉斯斯坦2011年GDP只有58.7亿美元，但该国民众每年用于婚礼的费用却高达10亿美元，该国平均每场婚礼需花费8000多美元，结婚前，男方要向女方送巨额彩礼。一些贫困家庭为给孩子办个隆重婚礼，不得不向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由于结婚费用过高，许多地区古老的抢亲风俗也死灰复燃。吉国有1/3的已婚妇女都是被丈夫从街头或其他地方抢到家的。吉国“妇女援助中心”主席阿雷姆库洛娃表示，在吉国每年大约发生1.1万起抢亲事件，其中约有2000名女孩遭受暴力。
在中国国内，由某婚恋网和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联合发布的《2012-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称，80后单身女性心目中的“恋爱起步价(指期望的男友月工资)”为：上海9964元、深圳8437元、北京8149元…网上流传的一份“中国十大城市娶老婆成本排行榜”中，包括买房买车、购置家电家具、办婚礼、度蜜月等花销，北京平均成本要202.8万元。
近日由于向佐在节目中透露还没领证，让吃瓜群众坐不住了，纷纷站出来为 郭碧婷 说话，有的认为郭碧婷豪门婚姻很惨，有的说向家根本就没有认可郭碧婷，有的直言也许只有郭碧婷生下儿子才能被豪门接纳。
这些言论曝出后让向佐郭碧婷与向，太都成为了议论对象，对此向太马上发文霸气回应，看起向太对这个儿媳还是很看重的。
对于香港婚俗不太了解的吃瓜群众，都认为没领证就不算夫妻，毕竟在中国夫妻领证才算合法夫妻，没有领证的夫妻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夫妻，有的领证即使没有办过婚礼依然还是合法夫妻，所以在大众眼中夫妻没领证是个挺大的事。
但是后来根据向太回应的内容来看，首先她对网友们的无端揣测很气愤，其次她表示对儿媳郭碧婷很疼爱。其实这一点确实很明显，毕竟之前向佐曾经交往过很多女友都被向太给pass了，如果向佐选的人不合向太的心意，她一定不会同意。
而向太也多次公开表示很喜欢郭碧婷，甚至还在节目里说过就算郭碧婷不是儿媳，当她女儿也好，可见向太对郭碧婷确实很疼爱，郭碧婷进门后向太应该对她也不错。
随后向太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没有领证，根据向太的说法，在香港只要举办了婚礼就等于是结婚了，他们就是夫妻关系。
「文化习俗系列」婚礼习俗
在古代，婚礼被称为昏礼，是因为那时的迎亲在黄昏时进行；此时日月交替，有阳往阴来之意。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旧的传统慢慢消失新的形式层出不穷； 每个地区都有当地的结婚礼仪，难以一言蔽之。
但不管习俗怎么变化，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可以将婚礼分为5个主要部分：1、提亲 2、迎亲 3、婚礼 4、回门 5、蜜月。
一、婚礼之礼
结婚乃人生大事，前后往往要花一年的时间准备和实施，总体看就是两个字“折腾”。被誉为“中国式管理之父”的台湾著名教授曾仕强说过，结婚的“折腾”是为了婚后不敢“折腾”；只有大家感觉到了结婚很麻烦，才不会想再婚。
纵观整个结婚过程，核心的东西是“礼”：礼仪和礼物。各地婚礼的差异主要就是“礼”的不同。结婚是个大工程，需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事情。
二、中国各地的婚礼习俗
1、北京婚嫁习俗
男女双方经说媒、相亲、订婚后，男方往女家送彩礼，表明聘定女方为妻。女方在收到男方送来的聘礼后，在出嫁前某天下午将娘家陪送的嫁妆送往男家。有的人家陪嫁有还礼之意，比男方聘礼多一倍。吉期一到，娘家忙着打发上轿，夫家忙着迎娶进门。排场又大又隆重，礼数也多。新人拜堂后要闹新房，新婚夫妇还要进行同吃子孙饽饽、喝交杯酒、撒床、上头等一些仪式。婚后第二天一早，新婚夫妻要一同祭拜神、佛和宗亲三代，并拜见父母等长辈，定名分、认大小。婚后第三天，通常新娘要回娘家与父兄亲友行回见礼。
2、上海婚嫁习俗
男女相亲满意后，要请德高望重者来作媒人正式说合。女家表示同意后，男方便要行礼，并宴请亲友，藉此向亲邻告之婚事已定。需要说明的是女方的嫁妆不是女家送去的，而是由男方去迎接的。
3、广东婚嫁习俗
过程分为过大礼、回礼、搬嫁妆、上阁、安床、上头。
婚礼前，男方要先到女方家送聘礼。聘礼的数量必须成双成对，忌用单数。女家收到男家的聘礼并不是全部收下，其中属于男家的物品，则需要回礼；礼品中不可送手帕，因为有分手之意。
4、香港结婚风俗
安床、上头。安床是指男方的长辈在吉日将新人的床布置妥当，说一些吉祥话并放上一些寓意美好的东西。上头则是结婚当日凌晨，由长辈为新人梳理头发，边梳头边说些吉祥的话语。
迎亲、回门。结婚当日，由新郎亲自到女家迎接新娘。传统上，女子嫁到夫家后第三天由丈夫陪伴回娘家，但现在香港人已简化成即日回门。
5、台湾结婚习俗
迎娶。新娘离开娘家前先拜叩祖先，然后叩别父母。新娘在离开娘家时要将纸扇子抛出，意思是舍弃在娘家时不好的习惯。
婚礼。新人们在入门前要有过火、踩瓦片等仪式；希望消灭灾难，迎接全新的生活。
三、婚礼的一些禁忌
3、新娘出嫁时姑嫂均要回避，不能相送。因为姑与孤同音、嫂与扫同音，都不吉利。
4、结婚当天不可煽扇子，煽扇子意味着分离。
1、天价彩礼。“想娶我们家闺女，先来二十万彩礼；三金钻戒得备齐，红包少了门别进”。现如今，有些地方天价彩礼成风不说，婚礼上还准备了各种讨要钱财的手段企图坐地起价。类似不给红包不下车、不给红包不开门的理由层出不穷，其行径无异于卖儿贩女。
2、恶搞新人。最早的恶搞新人大概起源于给新人喝五味茶，酸甜苦辣咸同混于杯中让新人喝下；寓意婚后要体会人间五味，经历生活磨炼。但不知怎的，有些地方逐渐演变起了一股恶搞新人的陋习：有的将新人绑在树上、有的向新人泼洒污秽物、还有的强迫新人穿上带有浓厚侮辱意味的装扮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美其名曰本地风俗。
3、作弄公婆。子女结婚，作为长辈理应被奉为上宾，这意味着子女成人是时候反哺父母了。但有些地方却给喜公公和喜婆婆穿上奇怪的服装，化妆成小丑，还要求路人对其进行羞辱性的打骂；打的越夸张、骂的越低俗，竟然被当成了越热闹越喜庆的表现。
4、猥亵伴娘。一个年轻的未婚姑娘，出于对好友的祝福以伴娘的身份出席婚礼，却遭到了十几个异性的猥亵，下跪求饶都没有丝毫作用，最后身心俱损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种名为图喜庆实则耍流氓的恶俗，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有些主家甚至轻描淡写的说，结婚嘛闹一闹就过去了，浑然不把她人遭受的侵犯当一回事。像这样的婚礼，还是不去为好。
五、国外的婚礼习俗
提到国外的婚俗，人们想到的更多是婚纱、教堂、牧师等。其实，由于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世界各地的婚俗都有很大的不同。
1、美国婚礼，形式多样。美国人来源于世界各地，婚礼形式也迥然各异。有热闹非凡的教堂婚礼、有根本没有宗教仪式的世俗婚礼、还有在山顶上光着脚举行的婚礼。但不管形式多么怪异，仍然包含着一些传统的习俗。在婚礼仪式后，经常会举行盛大的婚宴。这个婚宴也叫招待酒会，一般都会在角落里放置一个有着许多层且色彩缤纷的大蛋糕，新娘与新郎一起握着刀来切蛋糕。吃过蛋糕以后，新娘就站在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把花束抛给那些未婚的姑娘。
2、德国婚礼，疯狂摔碗。与德国人一直崇尚的理智与冷静不同，他们的婚礼更多呈现出疯狂的一面。应邀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每人都带着几样破碗、破碟、破盘、破瓶之类的物品。然后玩命地猛砸猛摔一通，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新婚夫妇除去昔日的烦恼、迎来甜蜜的开端；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夫妻俩能够始终保持火热的爱情、终身形影相伴、白头偕老。
3、英国婚礼，贮放时间最长的蛋糕。传统的英国式婚礼，新娘会手持象征好运的马蹄莲。若新人住在郊外，则要与观礼嘉宾步行至教堂，并于途中撒满橙花。英国人的婚礼多在正午举行，随后安排午餐聚会，称作新婚早餐。英式的结婚蛋糕由大量水果制成，并在蛋糕面上饰以碎扁桃仁。
4、法国婚礼，白色纯洁。白色是法国婚礼的主色调，法国人眼中的婚姻应该是纯洁无瑕的；无论是布置用的鲜花、还是新娘的礼服、乃至所有的布置装饰都应是白色的。一般的法国人喜欢选择在周末结婚，以便于更多的亲友们前来观礼。
5、日本婚礼，仪式繁复。日本人的结婚仪式有神前结婚式、佛前结婚式、基督教结婚式、人前结婚式等；现在较为流行的是人前结婚式和家庭结婚式。人前结婚式在公共场合举行，不用受男女双方家庭宗教信仰的约束；只需在亲戚、朋友面前签订一个结婚合约书就行了。然后，新人一起大声朗读婚约书，宣读自己对对方的爱，整个过程仅需10到15分钟。
继去年年初上海、广州等地推出宣誓结婚的方式后，前不久，江苏一些地区也争相效仿。加上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酝酿中的“婚检可自选”的消息、武汉新人们个性化的海底婚礼……有关婚礼习俗的变革风生水起。回溯上个世纪至今的婚礼习俗演变，不难发现，结婚作为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越来越讲究自我，这是社会文化的宽容表现，也是时代发展的烙印。
上世纪四十年代――
结婚送套《鲁迅全集》
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的陈奶奶，今年已87岁。当她回忆起自己1948年结婚的情景时，连声感叹：“那时候时局乱呐，当时城里年轻人很少去举行繁文缛节的中式传统婚礼。”
陈奶奶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的农民银行预结算处工作。当年和她在一个部门的一位同事娶了著名学者马寅初的女儿，那是1945年的事情。马家虽是上流名门，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婚礼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仪式而已，新娘当天甚至穿着一件平常的衣服。和婚礼的排场相比，那时候人们更讲究证婚人的社会地位，马家自然可以请来大人物，这个证婚人就是郭沫若。陈奶奶回忆，她的同事姓汤，他借用了重庆农民银行的大礼堂，双方父母都出席了婚礼，但马寅初先生并没有讲话，而是郭沫若说了很多。郭沫若身着淡色西装，在祝福了一对新人之后，即席赋诗一首。陈奶奶记得郭先生提到“门当户对、才子佳人”这样的话，才知道自己的这位同事原来也是一位名门之后。婚礼之后马家也没有摆酒，只是在礼堂的桌子上放了一些糖果、糕点、茶水之物，供来宾随意取用，颇有点现在自助茶会的味道。婚礼前后只持续了个把小时，大家就散开了，新郎也回到银行继续上班，全然没有婚假之说。
陈奶奶告诉记者，像汤先生这样的婚礼，即便在他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看来，也是太过简朴。所以后来陈奶奶的婚礼，就稍微隆重了一些。陈奶奶在自己32岁那一年，即1948年的10月10日，和上海交大毕业的小弟弟两对人一起在南昌结了婚。
结婚那天，陈奶奶和弟媳穿的都是专门定做的婚纱，两对新人都有伴郎伴娘和四个小花童。陈奶奶代表男方家庭，送给女方的是项链、手链、戒指、耳环四样金首饰、一枚钻石戒指和十块布料，陈奶奶的丈夫也照样送了一套给陈奶奶。陈奶奶夫妇送给小弟弟夫妇的是一台“飞歌”收音机。而两个弟弟送给陈奶奶的结婚礼物，则是用二两黄金买来的一套《鲁迅全集》。陈奶奶告诉记者，解放初期，因在市级机关工作，不便带这些首饰，就卖了。而那套《鲁迅全集》，陈奶奶珍藏至今。金燃
上世纪五十年代――
婚礼简单如白纸
今年89岁的张之宜老先生和比他小9岁的史瑾老太太已携手共同走过了50多年，如今老两口精神矍铄。这对借着新中国成立后喜悦成亲的“金婚”伉俪，对于当时的喜庆场面，都称没什么可说的，不是因为他们记忆不清，而是当时的婚礼实在是简单得就像一张白纸。
张老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史老都是溧阳人，读大学时曾与史老的兄长是无锡师范学院的同窗，当时史老还在溧阳县女子学校就读，尽管双方常有来往，也仅是小伙伴之间的玩耍。1936年张之宜先参加了工作，后来随新四军打仗，而史瑾到1941年抗日救国时才参加工作。解放后，组织上调动张之宜去苏南行政公署，史瑾调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凭着鸿雁传情，这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新婚当天是冬季，他们在无锡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向老战友借了一张木板床，新房里还放了一张桌子和张之宜一直带在身边的一只装满伟人著作的皮箱，这就是当时新人全部的“家当”。史老回忆道，那天婚宴只摆了一桌，大家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喝喜酒。虽然都是充满豪情的革命语言，但那份真情却让这对恩爱夫妻长留心间。范晓林
上世纪六十年代――
特殊岁月激情婚礼
“我们当时的婚礼真的不能和现在年轻人的婚礼相比，简单朴素，却让我们永远记忆犹新！”谈起当年的婚礼，现年63岁的高金贵先生和56岁的康林洁女士脸上洋溢着的笑意，把他们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特殊岁月……
1968年9月9日，高金贵和康林洁分别拿着各自单位出具的未婚证明，来到当时位于南京鼓楼的高楼门街道，办理了结婚登记和证明。当时的结婚证明就是两张分别贴有个人一寸小照片的手掌大小的普通硬纸，最具有时代烙印的是硬纸上端印制的非常清晰的毛主席头像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当天下午，两位年轻人在鼓楼照相馆，非常虔诚和神圣地手持《毛主席语录》，照了几张庄重大方的结婚照。“我们两人肩膀间至少还留有一个拳头的距离，不像现在年轻人的结婚照那么有情调，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啊！”高金贵笑说。
结婚那天，两人从单位工会借了二十几张凳子，自己炒了两大脸盆带壳花生和葵花子，又买了10斤糖果。晚上5时，婚宴正式开始。菜是单位食堂送来的“四菜一汤”，红烧肉、烧带鱼、鸡蛋炒韭菜、青菜面筋果和鸡蛋菠菜汤，酒是当时1.20元一瓶的甲种洋河。两人的婚礼共请了四桌亲朋好友，大家开开心心地吃了2个多小时。回忆着甜蜜的往事，高金贵和康林洁夫妇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薄云峰
上世纪八十年代―
结婚必备“三转一响”
陈先生和张女士是1982年结的婚。说起当时的婚礼，陈先生夫妇都忍俊不禁，连声说：“太傻了，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
结婚那年夫妻二人都在工厂工作，两个人的工资最高的也不过38元。虽然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不高，但结婚必备的“三转一响”，都是按“高标准严要求”采办的：缝纫机是“蝴蝶”牌的，自行车是“永久”，手表是“宝石花”（售价将近100元），还有柜子、桌子、椅子加在一起要多少条“腿”……80年代初年轻人结婚攀比成风，谁家的东西少一点都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但钱就那么多，这个地方多花了，别的地方就要少用。结婚那天，新郎穿的是一件“保养”得不错的蓝色中山装，新娘只是做了一件红颜色的棉袄罩衫，夫妻二人去照相馆，花了几块钱拍了一张黑白的大头合影贴在结婚证上，再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顿饭，就算了结了人生的一桩大事。
张女士笑说，那时候一桌好一点的酒席要80元左右，因为穷，拿不出那么多钱请人去饭馆吃饭。后来有了小孩，经济上更加紧张。“可是现在，你看！”张女士坐在她位于梅花山庄的家里，向记者展示着她的新生活。彩电是去年才换的43寸背投，一台柜式空调将40多平方米的客厅烘得暖洋洋。张女士正在学驾驶，她说，拿到驾照就买车，为家人当司机。金燃
入世元年――
个性婚礼很精彩
文馨这个月8日就要和丈夫震贤一起飞往华盛顿工作。回忆去年10月份的婚礼，她的眼里闪烁着幸福，一切都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因为他们的婚礼很特别，也很精彩，婚礼所有的费用都用他们的奖学金支付，而且婚礼的证婚人由她的研究生导师担当。
2000年，她从东南大学电子系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念微电子硕士研究生。去年5月份，她认识了震贤，两人一见钟情，闲聊之余发现，两人都是南京人，1996年他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毕业，然后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现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5个月后，他们决定结婚，婚礼的地点就定在香港。婚礼当天，他们在布吉岛海边酒店由牧师主持宣誓仪式，证婚人就是她的两位导师。3天后，他们就各自准备论文答辩了。她粗粗统计了一下，婚礼一共花了6万多港币，这些费用都是她前两年的奖学金。
“华律治华人”下的香港：新社会与旧婚姻
你能想象么？香港开埠至今，一夫一妻制只有短短40年的历史。1969年7月18日，香港政府刊登宪报公布“一夫一妻制”婚姻法案，宣布从1971年10月7日正式开始实施《修订婚姻制度条例》，在此之后的中国式婚姻：包括旧式、新式以及纳妾等婚姻形式全部被废止。
1841年2月，早在英方全面接管香港之前，英方全权代表义律和伯麦在香港联名发表两个公告，史称《义律公告》，公告表示：“岛上华侨居民，应照中国法律习惯统治之，但废除各种拷刑，至于英国或其他人民，则适用英国现行刑事和海事法规，以为管辖。” 随后，香港第一任港督璞鼎查在1843年的一封信函中向英国外交大臣阿伯登表示，他同意居住香港的中国人均用他们自己的法律来治理。
这种“华律治华人”的政策，使得中国法律，尤其是在家庭、婚姻和财产纠纷事务上的习惯法，在香港社会中长期存在。香港立法局曾颁布多种法例对旧式婚礼概予法律承认，例如1852、1857年港英当局先后两次颁布《婚姻条例》（Marriage Ordinance），但其条款仅适用于在港西人，允许华人沿用清代婚礼习俗，这隐形肯定了中国习惯婚姻的法律地位。1905年《已婚妇人被遗弃赡养条例》中规定的“已婚妇人”包括（结发）或任何华人男子依据中国法律及习惯所婚娶的填房，这样也在法律上赋予了填房妻室的财产分配和继承的权利。1912年的《华人婚姻保全条例》更是在法律上保障了丈夫的结发妻子或填房在通奸状况下请求损害赔偿方面的权利。
但学者高旭晨指出“英国文化是香港文化的主导，它也是香港法律制度的文化基础。”实际上，香港的法律体系还是以英国法律模式为主导，中国的法律和习惯被限定在一个有效且可控的范围之内，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地华人的基本伦常秩序，以达到稳定港英政府的统治目的。刘永蜀就曾在《香港史》一文中指出，“英国统治者声称用‘华律’治华人，并非是尊重中国法律和风俗习惯，而是企图用东方封建专制的基础上来建立西方殖民统治。”
同时，香港华人保守势力，也极力维护传统的纳妾制度。直至1930年以前，童养媳、蓄婢女（妹仔）等于隐性的纳妾习俗在香港华人社会中仍然可见。一般来说，在旧中国，绝大多数平民家庭都是一夫一妻制，只有官僚富豪等社会上流人士才养妾。这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也是如此。一些富有华商不但家中富有，在社会上有重要地位，和港英当局多有往来。 港英当局亦需要借助他们的势力来稳定其在香港的统治，故对香港华人的婚姻问题长期置若罔闻。
随着历史的累积，蓄婢、童养媳、纳妾等清朝遗留习惯受到了来自英国基督教伦理的强烈批判和冲击，尤其是从1923年的《家庭女役条例》到1938年终止婢女买卖和蓄养法律的制定，香港的“反蓄婢运动”沉重打击了华人保守势力，并在民众中逐渐树立起“现代家庭”的新观念。
而且，1930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颁布《民国民法典》，规定了“新式婚姻”的新范式，其后二十年中，这种“文明结婚”风行香港。据统计，1930-1960年间，新式婚姻在香港占据主流地位。同时，旧式婚姻也慢慢出现衰落势头，而根据港英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注册结婚的人数在逐步上升，1960-1964年间约占总结婚人口的50%。
在不同的婚姻法律的共同影响下，1930年后的香港的婚姻制度出现多元共存的情况，但由于复杂、混乱的婚姻制度，尤其是纳妾制度导致了香港社会的家庭、财产纠纷不断，令港英当局大伤脑筋。1948年10月，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指定一个以律政主任史德邻为首的7人委员会对在港华人沿用的中国法例及习惯，并讨论是否应该对其进行修改、废止或完全纳入本港法例。该委员后撰写的《中国法例及习惯研究委员会建议书》，明确提出禁止纳妾的修法意见。
但这一意见并未受到香港主流社会的支持和肯定。1950年代，香港妇女会等妇女团体从维护正妻权利的角度出发，大声呼吁禁止纳妾，并多次提出以男女平权为原则的新婚姻法的要求。为了回应各方意见，1958年，港督伯立基（Robert Black）指定律政司和华民政务司重新对香港的华人婚姻问题进行调研，并于1960年发布《香港华人婚姻问题报告书》，认为旧式婚姻和“妹仔”制度一样，均已“失去其时代性”，虽不建议“武断”地将旧式婚姻的仪式彻底废除，但建议将旧式婚姻、新式婚姻都转为注册婚姻。
此报告一出，引起香港坊间的一片哗然，各方意见激烈交锋。1962年，香港华民政务司参加联合国在东京举行的“妇女在家事法上的地位研讨会”，该大会将香港婚姻问题纳入重点讨论内容，引起了港英当局的重视。3年之后的1965年，律政司、华民政务司和行政、立法局的华人非官守议员达成共识，向政府提交McDouall-Heenan Report，行政局很快批准了此报告并提交到英国藩理部，并获得国务大臣的肯定。
在港英政府草拟禁止纳妾法案的同时，社会舆论也在激烈抨击这一陈旧婚俗。香港日益提升的“国际性大都市”身份，已无力承担“大清律例”的历史遗存。
1967年，《华侨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清律例与婚姻法》的文章，强烈抨击了当时香港社会中存在的纳妾制度，并将矛头直指其背后隐藏的英国殖民统治，文章说：“现在60年代，香港是国际性的都市，在全世界都起了重大变化的今天，香港有所谓“大清律例”的婚姻法问题，这不但可怜可笑，也充分显示出香港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香港政府及与香港政府的英国人对香港的真正态度如何。”
同年，港英当局发布一份新的白皮书，向公众解释有关婚姻问题的主要提议，希望引起广泛的公众关注，也为公众发表意见提供更多的机会。
经过近20年的论战，香港当局最终颁布宪报，公布一夫一妻制法案，废除了纳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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